印度药代购背后的真相：从格列卫看仿制药的生死抉择

2018年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在国内上映，一波票房浪潮之后，人们不仅记住了剧中的温情与无奈，更知道了一个新名词“格列宁”——在剧中这是白血病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而在剧外，它的原型药格列卫，同样承载着无数重病患者的希望与绝望。也正因此，印度药代购逐渐走进大众视野，成为不少患者寻求廉价救命药的重要途径。格列卫是诺华制药针对白血病研发的靶向药物，疗效显著，但价格却高到令人咋舌。中国加入WTO的第二年，格列卫正式进入中国市场，当时的定价为2.35万一盒，病人需要每月一盒，一年十二盒，每年的治疗费用高达28万以上。或许这样的数字不够直观，我们可以对比一组数据：同年北京的房价仅4756元/平，武汉的房价更是低至2000元/平，这样的治疗费用，即便是中产家庭也难堪重负，更别提普通人家，而这一切的根源，都源于格列卫受到的专利保护。

这份专利，为格列卫带来了巨额的利润空间，却也给无数患者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生死线。2013年，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到期，第二年中国豪森药业的同款仿制药上市，每盒售价仅124元RMB。你无法想象，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在专利到期前，因为承担不起高昂的药费而遗憾离世。这事没有谁对谁错，它只是时代发展与规则博弈下的无奈结果，而这一切的开端，都和那张全球化的“船票”息息相关——2001年，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，上亿的生产力得到释放，奠定了往后二十年的经济奇迹，但加入WTO的前提之一，是我们必须签署美国专利法，这就意味着，我们无法生产、制造、购买、出售一切未经授权的药品。如果你要问这一条款的影响有多大，那格列卫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而这也正是印度药代购能在国内兴起的核心背景之一。

毋庸置疑，专利保护了创造力的价值，高昂的专利费用也符合经济理论和法律逻辑，但在经济和法律的框架之外，当一个人、一个我们的同胞、一个和我们一样完整又独立的人，因为贫穷而不得不面对死亡时，我们是否真的有勇气对他说：“很抱歉，我们不能救你，因为你没有钱。”这不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，而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法律与道德困境。于是，在秩序法理之外，在求生本能之内，仿制药成为了最好的折中手段，而印度药代购，则成为了连接国内患者与廉价仿制药的重要桥梁。

提到“仿制药”，很多人会下意识联想到莆田的鞋、陈田的车、华强北安卓系统的苹果，又或者是朋友圈微商200包邮的LV，进而对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产生误解，认为其是假药、冒牌货。但实际上，“仿制”在药物研发中，并不是“假冒”的代名词。从药物研发的角度来说，一切药品都可以分为三种：专利药、原研药、仿制药。专利药指的是在全球最先提出并且获得专利的药品，一般专利保护期为20年；原研药就是厂家生产的、没有专利保护的药，药效有充足的保证。其实专利药和原研药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——假设你研发了一款药品，成功获得专利并上市，那么在专利期内，这款药就是专利药，别人不能仿制，全球独一份，价格由你说了算；当专利期过了之后，这款药就从专利药变成了原研药，一切都没有变，只是不再受到专利保护，任何人都可以仿制，你仍然可以高价售卖，但市场是否买账，就不一定了。而仿制药，就是不受专利保护的原研药的复制品，它和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、剂型、给药途径、作用机理和治疗作用，是得到法律认可的替代药品。所以，印度代购的仿制药，并不是假药，严格意义来说，它应该被称为“非专利药”——没有专利，出身平凡，但同样有效，这也是印度药代购能获得患者认可的核心原因。

专利药和原研药都可以称为创新药，其研发需要巨额的前期投入，有多巨额呢？药界有个“双十定律”，就是每研发一款新药，都需要十年时间和十亿美金，而且这个定律近几年来愈发紧迫，到现在，研发一款新药的成本已经逼近15年时间和20亿美元。而一旦研发成功，药品的配方和成分都是公开的，仿制药企可以直接分析成分、复制生产，与创新药相比，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成本几乎不值一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仿制药的价格基本都大大低于专利药和原研药，这也是印度药代购的核心优势所在——用极低的价格，为患者提供效果相近的救命药。

举个例子，万艾可大家都知道吧？2012年，辉瑞公司生产的万艾可在韩国专利到期，到期的第二天，就有28个万艾可的仿制药上市，价格仅有辉瑞公司原研药的三分之一。万艾可还只是最普通的情况，有时候这种价格差会大到令人咋舌，譬如我们前面说的格列卫：诺华的专利药2.35万一盒，豪森的仿制药124一盒，这其中的价格鸿沟，是创造力的价值保障，是医学进步的根基，同时也是无数患者无法迈过的生死之线。不过，仿制药的生产也并非一本万利，和专利药一样，仿制药的生产必须通过生物等效性实验——因为即使仿制药和原研药的成分配比相同，但由于药物成分、制药原料与制剂工艺的差别，最终药效不可能完全相等。这就好比同样一颗鸡蛋、一勺油，有人能炒成家常小菜，有人能炒成宫廷御膳，还有人能炒成一锅糊蛋。所以，你可以把生物等效性实验理解成一个标准，由国家机构来当裁判，不管你是怎么仿制的，用的什么工艺、什么原料，最终的药效最低得达到专利药的80%。但即便有了便宜的仿制药，有些患者还是愿意高价购买原研药，因为原研药有大量的数据背书，药效能做到精确有效，当然，这样的人始终是少数，更多人会趋向于价格便宜而效果相差无几的仿制药，这也是印度代购能够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。全世界90%的药企都在盯着专利药，只要专利保护一旦失效，就立马扑上去仿制。药界有个词叫“专利断崖”，意思是说，当一个药的专利到期后，其收入就会呈断崖式下跌。譬如伟哥，在印度仿制药上市后，谁会放着便宜又好用的印度伟哥不买，而去药房花上大几百买几粒进口的呢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，印度代购的仿制药，在价格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看到这里，你就应该理解整个药物研发的逻辑架构了：受到专利保护的是专利药，没有专利保护的是原研药，专利过期之后，其他药企复制生产的就是仿制药。其中，专利药成本高、投入大、利润高，拥有绝对的定价权；仿制药成本低、投入小，利润透明，没有定价权。但这个架构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：无力购买专利药的患者，只能转而寻求仿制药，而根据专利法案，国家机构又必须追查非法仿制药，否则未来药企的研发动力将会大打折扣，这是一个无言的困境。诚然，在资本当道、奉行竞争的西方，穷人的生存权往往被忽视，这一切看似合理又正常，但在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中国，这样因为贫穷而导致的死亡，是不可容忍的。但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个“无视穷人”的规则，因为这是我们加入WTO时签署过的文件。2001年中国加入WTO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2001年之前，中国已经多次申请加入WTO，均遭到了拒绝，原因就是中国在法律中保留了“强制许可制度”这一条——这是国际法为了照顾发展中国家而设定的一条法规，通过这个法规，发展中国家可以无视部分专利保护，强制性地进行专利授权。譬如，某项药品的收费远远超出了中国民众的承受水平，那么中国就可以否决这个药的专利保护，强制授权药企生产仿制药。但中国加入WTO时，组委会强硬要求中国将这一制度从法律中删除，同时还要签署美国的专利保护法，才能够顺利加入。经过多年的博弈，在2001年经济大潮的底色下，强制许可制度从中国法律中消失，大量专利药涌入中国市场，这些专利药价格高昂，拒绝纳入医保系统，和强制许可制度一同消失的，还有无数重病患者的希望。即便后来国家不断与药企谈判，将各种高价专利药纳入医保，但“因病致贫”的案例，仍然时有发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的患者，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、孟加拉这些仍保留药物强制许可制度的国家，印度药代购也随之兴起，成为无数患者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印度有着全世界最丰富、最廉价的仿制药，这些仿制药虽然只被准许在印度本地使用，但通过印度代购，很多国内患者都能顺利获取，从而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。印度之所以能保留药物强制许可制度，还要从他们的“铁娘子”——英迪拉·甘地说起。她对印度专利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她的名言是“生死之间无利益”，意即在人的生死面前，商家不能获取暴利。一番改革之后，印度的专利制度规定：专利有两种形式，产品专利和过程专利，药品、食品以及农业用品，只能使用过程专利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在WTO受到何种专利保护，在印度，印度政府只保护你的生产过程，不保护你的生产结果。换句话说，假如你的专利是“用一个鸡蛋、一勺油，先下油后下鸡蛋，炒出一盘鸡蛋”，那么在印度，你的专利只有“先下油后下鸡蛋”这个过程受到保护；如果有人把过程顺序变一下，先下鸡蛋后下油，炒出了一盘和你一样的鸡蛋，那很抱歉，他并不违反印度的专利法。依靠这个看似“耍赖”般的制度，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快速崛起，到今天，印度的仿制药已经占据了全球出口量的20%，2020年全球营收前十的仿制药企业中，印度就占了五家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印度获得了“世界药房”的称号，而这，也为印度药代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。

印度廉价的仿制药，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发展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。不管是中国、美国，还是英国，得了重病的人，都有不少人会坐飞机到印度，用在本国十分之一的价钱治好病。当然，这样的事情，也只能发生在印度——在全球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背景下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，都不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专利法，但印度也是做出了巨大牺牲，才换取了这个“特权”。

2005年，为了推进仿制药的发展，印度宣布放宽药物试验限制，自此以后，无数药企不远千里来到印度扎根生产。他们明知道印度不保护药品专利，却依然执意要来，核心原因就是印度宽松的药物试验限制。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，要经过2年的临床前研究阶段、3年的临床前实验阶段、5年的临床三期实验和1年的上市审批，无论哪个阶段出了问题，整个项目都得推倒重来、前功尽弃。即便是罗氏这种医药巨头，也都是一次启动三个项目，只要一个能推动到临床三期，就算成功。在大多数时候，药企都要面对几十亿资金打水漂的结局，而印度，就成为了他们降低试验成本、规避风险的“天堂”。从2005年到2012年，仅仅七年的时间，这些药企就在印度进行了475项药物实验，其中只有17项经过了正规审查，另外458项实验未经批准、没有许可，不具备任何保护措施。这七年里，整个印度有超过57万人被当做“人体小白鼠”，仅仅试药之后直接死亡的人数，就有2644人之多，还有几十万人在试验之后罹患重病、最终死亡，副作用引发的事故更是超过12万例——而这，还只是2005年到2012年的数据。你很难想象，80年前日军731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在今天的印度不断上演。而印度的专利制度之所以没有遭到广泛反对，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种不受监管的药物实验，为全球药企提供了便利、降低了成本。成为“世界药房”的代价，是50万人的病难与死亡，这个时候再回想英迪拉·甘地那句“生死之间无利益”，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讽刺。的确，印度没有在生死之间直接牟利，但他们，却把本国人民的生死，间接卖给了药企。

不可否认，印度为世界医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成就了自己在医药领域的卓越地位，而印度代购，则成为了这种贡献的“受益者”与“传播者”。它承载着无数重病患者的求生希望，折射出专利保护与生命权之间的艰难博弈，也让我们看到了，在冰冷的规则之外，人性的挣扎与坚守。对于很多患者来说，印度代购不仅仅是一种购买方式，更是活下去的希望，而这，也正是印度药代购能够在国内持续存在、获得广泛认可的根本原因。